在今天的中國要想了解馬克斯·韋伯并不是一件太難的事。韋伯的專著已經出版很多了。已經有很多專家學者介紹過馬克斯·韋伯。上個世紀80年代有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其中有兩本跟韋伯有關系，一本是他的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另一本是他的傳記《馬克斯·韋伯》，我這樣1978年上大學的一代人多數就是從這里知道韋伯的（順便說一句：韋伯在臺灣的譯介始于60年代之初）。但我認為，對于今天的普通讀者，我們既不可能、也沒必要知道得那么多，韋伯的思想和理論博大精深，包羅萬象。假如我們只知道這樣一幅速寫——德國人、社會學古典理論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兩位是馬克思和涂爾干）、主要著述成果涉及到歷史和經濟、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跟信仰有密切關系等等——其實也是夠的……當然，打算了解得稍微多一點也值得鼓勵，比如說——一幅三千字的思想肖像——這是我下面就要嘗試的。
在學界，有一個屬于韋伯的專門詞匯叫“韋伯復興”
1864年4月21日，韋伯生于德國圖林根的埃爾福特。他的父親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務員。他的家里經常有很多著名的學者和公眾人物來造訪……
——這段極簡的介紹文字藏有三點可以跟韋伯生命中的其他事實相互闡發(fā)的地方。第一點是：韋伯之所以能夠在13歲時就撰寫了歷史論文給他的父母，除了他早慧，當然跟家庭氛圍有關系，如果家里出沒的都是來打麻將的人，當然他也就不大可能有寫作論文給父母的動力；第二點是：韋伯“終其一生都承受著一些幽暗心靈壓力的折磨”，這個情況換種說法就是，韋伯是一個抑郁癥患者（據說這是韋伯家族性的疾病），智商高的人比較容易罹患抑郁癥——比如維特根斯坦也是終生在精神崩潰和自殺的邊緣掙扎——其中的一個原因，我認為是，智商高的他們身心尚未發(fā)育好的少年時期大概就耗費了過多的元神，成人之后容易郁郁寡歡。韋伯的情況就是如此，還在他少年時，他讀過的書就超過我們現(xiàn)在很多大學的文科教授了；第三點跟前面兩點有關系：韋伯在33歲到38歲時精神崩潰，起因是：1897年6月，韋伯堅持讓母親單獨來自己家里做客，命令父親離開自己的家。七周之后，父親在海外急病去世……不少論者指出這是“俄狄浦斯”的現(xiàn)代版：為了保護代表基督教禁欲精神（臺灣學者用“制欲”代替“禁欲”，似乎更加恰切）的母親，韋伯“弒殺”了控制、威脅母親的父親，結果導致自己也精神崩潰。韋伯父母的精神性生活培養(yǎng)了這么一個注重精神性的兒子，精神性太強的人對于親情之類關系的處理自然會異乎常人……當然，韋伯到底強悍，他居然能夠掙脫病魔的控制，恢復思考與寫作的能力。他的那些奠定他超一流大師地位的學術專著差不多都是在他病愈之后寫出來的。在學界，有一個屬于韋伯的專門詞匯叫“韋伯復興”，他指的是一個人的學術影響力不僅沒有隨著這個人的去世而消退，反而越來越大的現(xiàn)象。
此外值得留意的地方還有，韋伯在大學教授、期刊編輯這些學術工作之外，他的政治參與性很強，比如他曾經組織一個左翼的政黨，結果未獲成功；他參與魏瑪共和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支持在憲法加入授權緊急戒嚴的第48號條款，這個條款后來被希特勒利用建立獨裁而惡名昭著。韋伯在政治方面的作為或者是失敗的，或者是爭議很大的，遠遠不像他在學術上成績斐然。
他的婚姻狀況也值得說說。韋伯在29歲的那年娶了比自己小6歲的瑪麗安娜·韋伯為妻?，旣惏材纫彩且幻麑W者，后來她出版了《韋伯傳》。有一位叫米茨曼的學者斷言他們夫妻沒有性生活，因此，韋伯晚年出軌，愛上了比自己年輕10歲的女學生李希特霍芬，而這次出軌對于韋伯的思想發(fā)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但是，韋伯的妻子瑪麗安娜則棄用私人小世界的風波來詮釋韋伯面對歷史和社會問題時的嚴肅思考，顯得非常大器。1920年6月14日，韋伯因肺炎在慕尼黑病逝，終年56歲。而瑪麗安娜直到34年后的1954年才離世。
韋伯建立了他的英雄倫理觀
眾所周知，韋伯在他的學術研究中，特別注重意義與人類行為、價值與理性認知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如此，跟他這個人的精神特質、人格核心有關系。
瑪麗安娜在《韋伯傳》中說韋伯對于這樣一些人格類型是拒接的：“……無可救藥的利己主義者，本質上無道德可言的享樂主義者，借著比別人高明的智力，取得強迫他人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的權利……或者老早就在精神上停止活動，滿足于一個安適的位置——比如在小鎮(zhèn)上擔任法官。”
在德國是有這樣的思想傳統(tǒng)，許多思想家對于“道德自主”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在他們眼里，“最高的價值，至高之善，是一種精神上的自由，這種自由的本質，在于抗拒一切感性、物質、命運、恐懼、習慣、權威，用心守護一己靈魂的自由與獨立，由對神的希望和信仰中導出義務，而后為了履行這義務，產生了行動和承受苦難的力量。”（錢永祥語）瑪麗安娜說，“馬克斯·韋伯不論對這教義采取什么立場，精神和道德的自由，由‘當為’而來的人格自我決定，終其一生，都是他的原則。”
韋伯從對信仰的絕對信仰的彼岸分梳出一個“此世的價值”。韋伯認為，此世的價值，一方面具有倫理的“非理性”特征，因為這些價值無法從現(xiàn)世獲得任何客觀的基礎，也無法為不同的價值排出高下先后的客觀秩序；但另一方面，實現(xiàn)此世的價值的手段，必須合乎現(xiàn)世的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或者是不道德的，或者是違反道德的。由是，韋伯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世的價值難局：倫理的非理性與手段的非道德。但正是在這樣的地方，韋伯建立了他的英雄倫理觀：一個人必須建立對終極價值及生命意義的堅定不渝的內在關系，同時，又必須冷峻平實地看待世界的現(xiàn)實，承受“我們時代的這種命運”。正是由于近代世界剝奪了人的一切外在依靠，人反而能夠在獨立中享受自由，在自由中負起責任。韋伯用他的學術努力為此做下了見證。
韋伯早早就預見到現(xiàn)代化的過程可能會是一個價值理性被遺忘的過程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最具名氣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韋伯發(fā)現(xiàn)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他所謂的踐行英雄倫理的行為：用無道德意義或者違反道德意義的手段來實現(xiàn)現(xiàn)世的價值，但同時又將這些手段跟道德的目的相銜接，使道德成為這些手段的必要約束和規(guī)定，亦即將無道德的手段賦予道德的目的——也就是價值理性跟工具理性的結合。
本來，理性就出現(xiàn)在西方文明傳統(tǒng)中，這使得西方的幾乎一切都無不打上理性的烙印：理性的化學、理性的法學、理性的音程、藝術的理性化類型、理性的科學職業(yè)和專業(yè)人員、理性的組織……韋伯尤其強調資本主義其實也是理性的產物，其中的證據就是現(xiàn)代的簿記方式。但是，如果這種理性的行為不能夠跟道德相銜接，仍然是沒有意義的。恰好，新教倫理解決了這個問題，個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并以此為目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把賺錢本身當作一種目的，當作一種職業(yè)責任，被看作是一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xiàn)。韋伯說：“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于此，韋伯為最世俗的功利化的行為，安上了一個最超然的價值和意義的發(fā)動機。但是，他看見了一種危險，這樣的危險隨時都有可能發(fā)生。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結尾處他表達了他的擔憂：“當竭盡天職已不再與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價值發(fā)生直接聯(lián)系時，或者，從另一方面來說，當天職觀念已轉化為經濟沖動，從而也就再也感受不到了的時候，一般來講，個人也就根本不再試圖找什么理由為之辯護了。”在那時，韋伯已經預感到這個文化發(fā)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我們程度。”
韋伯早早就預見到現(xiàn)代化的過程可能會是一個價值理性被遺忘的過程。唯其如此，他呼吁在一個日漸淪為荒原的世界做一個倫理英雄的聲音，在他誕辰150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傾聽。
原載：《深圳特區(qū)報》2014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