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全所集體吊唁的時候，大家就有很多的話要講，由于當時時間所限，沒有充分的發(fā)言。今天發(fā)言的人比較多，我們請每個發(fā)言的同志掌握在10分鐘之內。首先請李培林所長發(fā)言。

   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所所長）：

   我是1988年回國到社會學所上班的。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里只有三位博士，他們分別是蘇國勛、李漢林和我，所以所里對博士比較重視。我在剛回國的時候，因為沒有房子住，就住在親戚家。老陸對我說，你出國這么多年，與出國前相比，國內已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你要研究社會學，就需要了解社會的變化。為補上這堂課，你得花些時間，到基層做一些調研。陸老師當時在山東陵縣掛職，他就借便叫我同去。

    那時，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已連續(xù)7年將陵縣作為縣級調查點。這個點最早設在山東黃河邊上，過去一直種糧食，農民有了種植選擇權以后就開始種棉花，因為當時棉花價格比糧食價格高很多，所以農民的生活很快就得到改善。后來，由于棉花價格的下降，陵縣作為改變農村面貌觀察點的意義才不太突出。

    我回國的時候，老陸已經掛職當完了三年陵縣縣委副書記，正在組織全國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就將陵縣選擇為調查試點縣。我去陵縣之前，樊平和李國慶等四人已經在那里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調查。當時我覺得，反正北京沒有房子住，陵縣那邊房子寬敞，就帶了一個調研組，有徐逢賢、趙克斌、王震宇、覃方明、王新玲等一大幫新入所的人，到陵縣去調研。其他人在那住了一個多月就回來了，我自己后來在那兒一直堅持著。

    在夏天和秋天，陵縣調研點的條件還不算太差，有乒乓球室、有圖書館——里面有各種圖書和雜志等。但冬天和初春就難以堅守。尤其是在冬天的晚上，得生爐子。生爐子就得封火，晚上要把火用濕煤糊在上面，上面弄一個眼，這樣，到第二天早晨時仍然有火苗。但如果火封不好，或者把火封滅了，第二天早晨就得用木頭重新點那個爐子，屋里會弄得烏煙瘴氣的。

    在長期的調研后，我就問自己，要將調研的重點聚焦到什么地方呢？

我在巴黎學了那么多年，回來到這個農村的、泥濘與土霧交替的地方，要調查了解些什么問題呢？

我在那里堅持了一年，這一年對我來說有脫胎換骨的變化。在國外做學問強調一種理念，強調說要了解社會，書寫社會，分析社會和解決社會問題。而分析社會的主要依據，就是用數量關系去描述我們的社會。但中國的數據——到現在我們知道很多數據仍然是不清楚的，我就想搞清楚。于是我在陵縣跑遍了50多個村莊，走訪了大大小小的政府機構。作為一個留學國外的人，或者剛從學校進入社會的學人，我自己的經驗是，除需要明確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外，重點還需要準確描述、刻畫與解剖我們研究的對象。只有將自己轉變?yōu)樯鐣@個對象世界的一員去體驗的時候，經驗的感悟才可能轉變?yōu)閮然闹R。應該說，我們自己生活的世界在發(fā)生變化，我們感悟的變化與實際發(fā)生的變化肯定有距離，只有將感悟的變化無限接近真實發(fā)生的變化才不至于判斷失誤。我給自己確定的、在縣級政府與縣級區(qū)域調查的一個重點，就是搞清楚每一個數據的出處與來由。

    有一次與老陸座談時，老陸提及這樣一個事情：看陵縣的文字匯報或文件，經常會在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就時寫上了這樣一句話：說農村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在短短的幾年間，就使農民的生活水平翻了28倍。老陸覺得難以置信，他感覺實際變化沒有這么多。他說雖然有變化，但變化也應該用更準確的數據來表述。

是哪里出了問題呢？后來我在調查中發(fā)現：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地區(qū)人均純收入的概念與人民公社時期的人均分配收入概念是有差異的。后者不包括自留地的收入，而前者從理論上說都包括了，再加上未扣除名義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差距、以及沒有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所以，表面看起來增長的倍數很大。

    我當時寫第一篇文章，就是在新形勢下怎么樣度量農民的生活水平。根據我在陵縣調查的資料，使用了一些標準化的概念，諸如人均口糧、收入、生活費、營養(yǎng)、以及卡路里等變量，從不同側面來反映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當時老陸還建議說要特別注意自由市場價格的變化。我們都知道，陸老師在國內，在“三農”研究領域引起振動的文章是他在1986年寫的《農村形勢非常嚴峻》一文。當時針對的主要問題是，有人認為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以及連年糧食的大豐收，糧食一下子多起來了，而國家儲存糧食要花很多的錢，于是提出問題說“還要不要種那么多的糧食”，“或者要將糧食用之于出口”。但事實卻是：1984年以后糧食產量卻掉下來了。有關機構給出的解釋是：這是由于農業(yè)經濟從超常規(guī)發(fā)展轉變?yōu)槌Ｒ?guī)發(fā)展的結果，并認為這種變化仍然在常規(guī)范圍內。

但老陸卻并不這樣看。他不隨聲附和，他先去陵縣調查，然后又去其它地方驗證，最后寫了《農村形勢非常嚴峻》這篇文章。老陸敏銳地認識到“問題很大”，并尖銳指出說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實施之后，農業(yè)投入少了，水利也沒有人修了，各種基礎設施也報廢了等原因所造成的。

應該說，老陸是最早一批搞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調查的專家，而且是在理論上進行闡發(fā)的，因為那時候聯產承包是一個禁區(qū)，研究這個問題要冒著很大的風險。陸老師做學問直面現實的精神保持了一生。

我1988年回國，1993年任社會學所副所長，當時才30多歲，在社會學所這么長時間，跟他共事很多年，經過了很多坎坎坷坷，這些風風雨雨的故事一下子說不完，因為發(fā)言的很多，就先說這么多吧。

    張厚義（社會學所研究員）：

我與陸教授相識于1979年冬季。當時，我們同在“國民經濟結構”大型調查項目遼寧組。工作結束后，我們又去大連市新金縣農村做了一周的調查。1985年6月，他被任命為農村所副所長，但是陵縣調研工作尚未結束，他仍在那里住點。直到1986年12月才回來上班，分管農村所編輯部工作（我為部主任）。1987年2月，調任社會學副所長，次年任所長后，邀我過來組建農村社會學研究室。1989年初，我來到社會學所，在他的參與、指導下，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我們在組織、建設研究室方面，主要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事，組織隊伍，要有人做事。當年，這方面的專業(yè)研究人員極少。我們商定：以農村室為基本陣地，在共同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學的旗幟下，通過各種學術活動，聯絡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同仁，組織起一支研究“三農”問題的較為固定的隊伍。

首先，組織小型座談會，在所會議室召開。我們確定會議主題后，提前用電話邀請，會期一天，提供一份盒飯。最長的一次開了三天。1990年初，在人民大學后面的漁場招待所，邀請到會30多人（外地20人）。座談“改革后的農村與農民問題”。一間會議室，坐得滿滿的，煙霧繚繞，慷慨激昂，爭先恐后地搶著發(fā)言。晚間，陸教授還召集少數人繼續(xù)討論。陸教授的學者風范，深深地感動了每一位與會者。

其次，組織農村社會學研究會。在籌辦之初，郭書田（農業(yè)部政策法規(guī)司原司長）找到我們，提出由他任會長的農村社會學研究會由中國農村經濟學會管轄轉到中國社會學會名下，由社會學所主辦。我們樂于接受。在共同協商研究會的領導機構時，陸教授一再堅持，同時設兩位會長，排列順序為郭書田、陸學藝，8位副會長都是相關領域的教授，我兼任秘書長，秘書處設在社會學所農村室。1994年5月27日，在河北省邯鄲市召開了成立大會。經協商，推薦研究會理事100多人，基本上囊括了當時較為活躍的“三農”問題的學者與干部。2004年5月11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換屆大會。會長仍為郭書田、陸學藝，我仍兼秘書長，副秘書長、理事有所調整，吸收了新會員。中國社會學會農村社會學專業(yè)委員會在成立前后，還在河南密縣、安徽巢湖、福建晉江、陜西西安等處召開了全國性的學術會議。

再次，招收研究生?！吧洗笕?，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在錄取的博士生中，有些由我面試，他明確要求面試內容為：道德、文章。還有與《中國農民》雜志的合作。90年代初中期，這是一本很有影響的、唯一的農民刊物。我們一起組織過“農民工”、“禹作敏現象”等專題座談、討論。1996年8月，我們合作與內蒙古臨河市政府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三農”問題討論會。

第二件事，有事可做，要把事做好。申請課題。1989年4月，我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得批準。本項目以陸教授的“農民分化成8個階層”為綱要，統(tǒng)一設計訪談提綱和調查問卷，對全國有代表性的大莊、劉莊、華西、小崗等13個村莊進行實證研究。最難得的是課題組成員，他們需要住村調查。當時全室僅4人，一位在從事陵縣的調查與寫作，一位身體不好，我們2人與本室的4位研究生做了七個村莊，還有六個村莊全靠北京農大、華中農大、河南省委黨校、農民日報社、三河縣委農工部等單位人員去做。最終結集出版（《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1991年4月，由陸教授領銜的“國情調查•香河卷”正式啟動。本室3人，歐陽云松（雜志社）、劉繼同（民政部干校）等在香河住了兩個月，其他作者只做某一專題。此前，陸教授來此做了全面安排。調查期間，陸教授還在此召開了一次全國國情調查會議。他是帶病主持的。

1991年8月，日本早稻田大學柿崎京一教授等4人與陸學藝教授等合作，商定到山東省萊蕪市房干村進行住村調查。這是一個小山村，151戶，557人。他們回去后，我們繼續(xù)調查研究，寫成《房干村的變遷》。房干作物的特點是生姜。一次，我仍在村里轉了一圈后，陸教授提出要看看姜窯，村干部領著我們上了后山高坡上，看了一座姜窯，由此才知道，生姜是儲存一年后才出售的。

行仁莊，是百村調查的第一村。這是陸教授經過實地考察確定的，與1997年組織力量住村調查。這次調查由牛鳳瑞、陳斗仁具體負責，我也住在村里，但忙于他事，很少參加。陸教授來過幾次，他要求住在村民家里，這使我們有些為難。我們十多人都集中住在原大隊部里，吃大鍋飯。最后還是安排了一家給他住了一夜，他很是滿意。次日早飯后，他要村干部領著我們倆，繞村走了一圈，邊走邊問。這是三河市的第一大村，有3000人。行仁莊調查結束后，出版了《內發(fā)的村莊》。

在總結研究室的工作時，我提出，現在我們院的研究體制很像以前人民公社體制，它是“三級所有（公社、大隊、生產隊），隊為基礎”，我們也是“三級所有（院、所、室），室為基礎”。具體的科研活動，很多是在室里進行組織的。他聽后，很有同感。

我從陸學藝從認識以后，這么多年，雖然是不能朝夕相處，但是心心相印的，很多事情他對我的幫助很大，我受益終身。 從陸老師過世以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靜，這么一個人怎么走得這么快，好多事情能做，可以做的都沒有做完了，太可惜了。希望我們后世人，我們的學生繼續(xù)做下去。

    景天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所前所長）：

陸學藝大學畢業(yè)以后考到哲學研究所讀研究生，那時候大學畢業(yè)讀研究生的人很少。1978年我也考到哲學所做研究生，真正開始認識老陸，是因為他在哲學所報告他在安徽做了一個農村改革問題的情況。后來院里也請他演講，他講農村包產到戶，就是后來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老陸的報告打開了我的眼界，我這個人本科、碩士都是讀的哲學，我沒有想到研究哲學的也能干具體的改革、政策等方面的事情。從那之后我就很關注老陸的研究。簡單說，我是在老陸的吸引下、指引下，跟他一步步的從哲學轉到了社會學。

    今天，我們悼念和紀念陸學藝，要繼承他的真實和選擇。這兩天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植根于中國土壤的陸學藝學術之路》。因為老陸多次和我談到了社會學的學術路線問題。我們中國人都知道，路線這個詞很重，我也是歷來把這個東西看得很重，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夠很恰當的運用這個詞，我希望不要把它往政治上做很多的聯想。但是確實，老陸在談到一些人和一些人的作品時，多次跟我說過學術路線問題。老陸的意思是費老在創(chuàng)建我們所時有一個學術路線，老陸認為他是很自覺的堅持和繼續(xù)發(fā)揚費老的學術路線。

    費孝通先生有一個論斷，中國社會學一定是植根于中國土壤的社會學，陸學藝典范式地實踐了這條學術路線，而且日臻完美。陸學藝的學問是散發(fā)著中國泥土芳香的，展示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真學問。他從青年時代起就酷愛社會調查，60多年來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山水水。他對中國農民想什么、中國發(fā)展癥結在哪里，始終保持最靈敏的感覺，總能做出準確的判斷。他常常比別人少則早3、5年，多則早10年以上做出判斷，他提出的很多真知灼見，在當時常能起到振聾發(fā)聵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的形式，1982年提出搞縣級政治體制改革，1993年提出改革農村問題，關鍵不在農村，而在城市，要加速推進城市化，等等。

    老陸的真學問是怎么來的？是靠鮮明的學術路線得到的。老陸的這條植根于中國土壤的學術路線，確實有著很深厚的根源和特點。

    陸學藝1933年出生在無錫。在1931年的時候，蘇南一批學者就組織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我就在想陸學藝為什么在高中的時候就立志做農業(yè)經濟學家。這個研究會的負責人薛暮橋就是無錫人，陳翰笙大概就是那里的人，這個研究會從1931年起就做了很多的工作。    老陸念中學的時候，應該是40年代中后期了，他上中學斷斷續(xù)續(xù)的，可能延續(xù)的時間比較長，我相信這也是對他的影響，我也想問一下老陸的哥哥，他當初是否讀過這類書。

    老陸一生所堅持的就是這樣一種植根于中國土壤的學術路線，他無時無刻不抓住任何機會來做農村調查，做社會調查。這方面情況所有同志都很了解，我就不多說了。

    植根于中國土壤的學術路線，他的目標指向是什么？是個什么學問？費老也好、老陸也好，都非常明確，他指向的就是社會學的中國化，或者中國社會學。

    費老自己就說過，吳文藻先生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為什么回國以后那么堅決的提出社會學必須中國化。費老也一樣，畢業(yè)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也一生堅持社會學中國化，中國社會學。這里面不僅僅存在民族感情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學者內在的具有強烈的救國救民的意愿，而是他們出于對社會學的本質認識。他們看明白了社會學學科的科學性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科學性，它的普遍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普通性。

    費老幾次回憶，他在1930年到燕京大學請吳文藻先生用中文講授西洋社會思想史，當時在課堂上，風行的用英文講授，很多人認為吳文藻這樣一個喝了洋墨水的人，用中文講述西方的社會很奇怪。但是費老說，80年前，有人用中國語言講述西方社會思想史，是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在中國的大學里吹響了學術改革的號角，對這件事評價很高。中國將來真的崛起了，我們貢獻給世界的是什么樣的社會學，不是單用概念牙牙學語式的套在中國事例上的社會學，它是要由我們獨立的創(chuàng)造。

    陸學藝和我多次談過洋八股的問題，他認為現在黨八股不嚴重，很少有人操中央領導人的話，但是操洋八股很風行，而且打著規(guī)范的旗號，堂而皇之的橫行中國，這跟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是格格不入的。

    費老倡導的、做出典范的學術路線，是操著中國語言、運用中國概念，面對中國問題，提出適合中國的方案，得到對中國有用的結果，促進中國社會和諧的富民學、強國學，這才是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才可能給中國社會學帶來新的內容，帶來新的氣象。

    這個學術路線問題，對中國學術的發(fā)展是個根本性的方向問題。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170多年間，不知發(fā)生了多少次激烈的爭論，什么中學與西學的爭論，新學與舊學的爭論等等。吳文藻、費孝通在20世紀30年代倡導的社會學中國化，在當時不是主流。但是費老終其一生、矢志不渝，堅持下來，陸學藝也終其一生堅持下來了。我們怎么辦？是延續(xù)發(fā)揚，還是改變，甚至拋棄，值得我們深思。

到底怎么看社會學這門學科的普通性與特殊性，到底怎么看中國社會學的本質和特點，到底怎樣做一個走向崛起中國中的社會學學者。我們拿什么樣的成果回報人民，展示給世人，怎么定位、怎樣作為，是我們在學習和繼承陸學藝精神和品德的時候應該深思的。

陳光金（社會學所副所長）：

剛才張老師、景老師都從各自的角度追思陸老師做學問和做人的種種，我聽了也是非常感動。在這里我不再說跟陸老師這二十年，他是怎么教導我們，怎么培養(yǎng)我們，怎么督促我們，怎么樣批評我們的，主要談談他的學風，尤其是他的調查研究方法。我感到，陸老師在幾十年的調查研究中形成了一種非常有意義的調研模式。

這種模式的特點就是，在調查研究中要同時具備兩種思維。一是學術思維。我們去調查時，總是要圍繞著我們的學術問題去收集資料，思考現實。二是地方思維，或者說現實思維。去地方調查，不能單純考慮調查者自己的研究目的，不能只是為了到地方挖掘材料，回來之后寫一篇文章和寫一本書，更重要的是通過調研發(fā)現和思考當地經濟社會發(fā)展中面臨的問題，然后找適當時機，與當地黨政領導一起座談，認認真真地把思考結果以及相關的建議，報告給當地黨政領導，幫助當地黨政領導發(fā)現他們可能沒有發(fā)現的問題，以及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路子。

我們會看到，陸老師運用這兩種思維做了幾十年調研。表面看起來他朋友滿天下，到任何一個地方人家都是歡迎他，不只是說歡迎他這次來，還歡迎他下次再來。這其實正是他的實際調研風格或調研模式的一個結果。對于中國社會學者來說，這樣一種結果是非常有用的。

他這樣一種調研風格和模式告訴我們，我們在調查研究中，包括在我們的抽樣調查中，不應該做一錘子買賣，而應該努力與地方建立一種比較長期的、友好的、合作的、互利的關系，這樣才能夠為我們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便利。

20年來，我跟隨陸老師做過不少實地調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感覺到，在調研中，當我們思考地方的問題或者幫助解決地方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脫離國家發(fā)展的大方向。對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問題的思考和解決辦法的籌謀，一定要放眼整個國家的發(fā)展過程，從而使得一個地方的問題的解決，不僅僅具有地方性，也具有國家發(fā)展前瞻性或未來啟示的意義。

這樣一種調研模式，這樣一種努力幫著地方解決問題的良苦用心和努力，還有一個重要的效果，就是能夠真正引起地方黨政領導的興趣，甚至接受調查者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這些辦法是具有開拓性或者探索性的，這種開拓性和探索性背后還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實踐邏輯和動力機制，也就是讓地方領導感覺到，這樣或那樣解決當地問題，可能是在創(chuàng)造一種既具有當地意義又具有全國意義的經驗，這就是一種可能產生全國性影響的政績實踐。

陸老師的調研模式告訴我們，即使開展學術性調研，我們也要認真把握各級政府的行動邏輯和動力機制。有了這樣的把握，就能夠做到使我們的建議和政策主張既是有全國性又有地方性，并且能夠讓地方政府有興趣接受我們的建議。我們建議的解決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問題的思路一旦得到接受，就可以為當地的人們謀福利，可以在為國家發(fā)展探索新的路子方面進行具有實踐價值的有益嘗試，同時也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更好的支撐。

在這個意義上，陸老師的調研實踐確實獨具風格，已經形成一種值得我們思考借鑒的模式。這是陸老師在幾十年的調研實踐中形成的，我們不可能完全照著這個做，我們可能也沒有這種照搬的能力，但至少我們可以努力借鑒他的調研模式的精神，這就是把為學術謀發(fā)展、為人民謀福祉、為國家謀進步有機結合起來，統(tǒng)一起來，成為調研工作的指導。

    唐鈞（社會學所研究員、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

    陸老師就這么走了，到現在還沒有醒過來。楊團出差去了，走之前跟我通了一個電話，說有這么一個會，說希望我來也代表她在這兒做一個發(fā)言。

    我跟陸老師認識還是比較早的，那時候是搞社會學的大辭典，最早是那時候認識的。他一直對我非常好，我到香港去上學回來以后，他就跟我說到社科院來吧，到社會學所來吧，當時沒有機會。

    我原來在民政部的一個研究所，1998年的時候，政府機構改革，那個研究所給撤了，正好趁這個機會，我也不想當公務員，所以就趁這個機會逃跑了，陸老師就很高興的接受了我，接著楊團也來了。

    陸老師一直有一個想法，要搞一個社會保障研究所，我們來了就開始組建這個研究所，然后我們又把它改為社會政策研究所，一直堅持到現在。

    剛才景老師說學術路線的問題，確實是這樣，一開始的時候，我想有很多人對我們在社會學所研究政策好像不是太理解，但是陸老師一直是給我們最堅定的支持。

    陸老師有一個很大的想法，想把社會學做大，能夠制衡經濟學，因為在我們國家經濟學確實力量太強大了，在很多決策方面，可能經濟理性要遠遠大于人文關懷，我們現在的很多政策，在經濟理性的考慮遠遠大于人文關懷。

    在這么一個過程當中，我看到陸老師做了階級階層的研究，陸老師到了北工大以后做社會建設的研究，他始終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他始終是一種問題傾向的，或者講是解決問題的行動傾向的研究方式。

    陸老師很希望我參加他的研究團隊，我當時主要考慮，在社會保障這個領域當中，大部分的人其實也都是學經濟學、學保險學的，所以如果我不在里邊攙和，經濟理性的東西會太多，人文關懷的東西就太少了，所以我一直很猶豫、很矛盾，特別想跟陸老師做事，可能自己對自己估價太高了，但是我覺得若從那邊退出來，很多問題會更大，所以想下一次、下一次。突然聽到陸老師走了，真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醒過來。

    現在我們能夠做的，也就是說延續(xù)著剛才景老師說的，費孝通先生以及陸老師的學術路線，我們要繼續(xù)的走下去。陸老師當年的設想，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實現。但是從當前的形勢來看，還是經濟理性太多，人文關懷太少。所以我們社會學還是要發(fā)揮社會學的力量，能夠把這種偏向糾正過來。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中國現在走的路線是發(fā)達國家所走的路線，如果我們完全按照這條路線走下去，可能10年、20年、30年以后，我們就會走到發(fā)達國家今天的窘境，所以我們社會學的責任還是非常大的。從現在的情況看，陸老師的設想不是完全沒有實現，但是好像又有一點偏。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一點做好，可能是對陸老師一個最大的紀念，謝謝大家！

    張翼（社會學所副所長）：   

    我跟陸老師曾經很長時間住在干面胡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家屬院，大約從2001年開始到2010年經?？梢栽诖笤豪锱龅?。他有飯后散步的習慣，所以，在他搬走之前，我們經常可以相遇交談。甚至于他家來了熟知的客人，也會讓我去陪酒。這么長時間的交流，雖然我不是陸老師的學生，但是我是除他的學生之外與他接觸比較多的，也是在私域跟他談話比較多的。甚至于有時候也會聊些家事。這些交往的經歷與交談中得到的教誨，都是我回憶中非常寶貴的人生財富，需要仔細體會和總結。

    我現在要說的，是我在陸老師去世后寫新聞通稿的時候想到一句話：陸老師是我們可親可愛可敬的老師。

    說他可親，因為他跟你接觸的時候是很親近的，而且是隨時準備幫你成長的。這是我自己的經歷可以證明的。我是1995年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社會學系讀博士的。1996年我參加了民政部某機構組織的“百名博士百村行”活動。陸老師是其中的專家。在那個調研活動中，我得了二等獎，后來在國務院紫光閣里，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姜春云的接見。當時，雷潔瓊老師和陸學藝老師也在座。記得那次頒獎的時候，是雷潔瓊老師給我頒的獎，因為雷老那時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所以中央電視臺專門就此播出了新聞。

    完了以后舉辦方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座談的時候陸老師問我將來有什么打算。我就說，研究生院選派我到地方去掛職訓練，可我覺得博士生讀書的機會只有三年，有些不舍。陸老師就說，書當然要讀，但主要還是了解社會。對讀社會學的博士生來說，主要還應該是了解中國社會，同時再繼續(xù)讀書。陸老師說他就在山東陵縣做過縣委副書記，借此也了解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縣域經濟與社會的發(fā)展。陸老師還說掛職鍛煉這個機會是了解社會的最好渠道。他還說他當時就在做縣委副書記的時候，了解了當地社會的真正構成、老百姓的生活，縣委縣政府的決策程序、預算內、預算外資金的使用等問題。他說你可要抓住這個機會去鍛煉啊。當時我還請教他說，研究生院給安排的掛職職位是市長助理和縣委副書記，我選那個好呢？陸老師說你不要做市長助理，一定要做縣委副書記，因為縣委副書記接觸到基層的機會更多。

記得在那次座談會結束的時候，舉辦方還安排晚宴。吃飯的時候，陸老師被安排在在領導旁邊就坐，旁邊有時任民政部部長的閻明復同志。陸老師就把我推薦給閻明復部長，說我們研究生院有個社會學博士要做一個貧困地區(qū)的縣委副書記。閻明復部長除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外，還給我說如果要去掛職的話，會給我一點支持。吃完飯后陸老師就一再給我說，讓我要抓住這個機會，說能夠得到部長的許諾不容易，現在拿到這個許諾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去找他了。但我仍然有些擔心，覺得領導講話，基本是勉勵的多，真的要找人家的話，恐怕會給人家填很多麻煩，于我，面子上也拉不開啊。但陸老師可是一直記著這個事。

在掛職出發(fā)之前一個秋后的下午，我去社會學研究所向我的導師李培林告辭。李老師要我在出發(fā)走之前咨詢一下陸老師，說陸老師在地方掛職的時候有很多經驗。于是我再一次向陸老師請教掛職的經驗與做法。陸老師在談完后問及我是否拜訪過閻明復部長。我說我真的不好意思去啊。陸老師說我那想法是書生氣。他說我給你寫封信，你拿著這個信找他也好有個借口。陸老師一邊說話，一邊寫信，將當時與閻明復談話中提到的“支持一下”的話提了出來。因為有陸老師的信，我就厚著臉皮去找閻明復部長。沒有想到的是，閻明復部長是位很平易近人的部長，不但在談話中問了許多社會學的事情，而且還教了我許多掛職鍛煉的做法，說要先看先調查后發(fā)表意見或不發(fā)表意見，要拿準了再說。說縣委書記——即使是縣委副書記在縣里也是了不得的“官”，你說了什么人家會很當真的。后來還留我吃飯?，F在回想起來，有很多溫馨的感覺。辭別的時候，閻明復部長說，他現在手頭的資源不像原來那么大了，但是能給我掛職的貧困縣撥出10萬元錢援建一所小學。他要我去以后好好考察，將小學建在真正需要的、真正貧困的地方。我當時非常高興，回來以后就給研究生院和社會學研究所的老師做了匯報、也專門給所里的李培林老師和陸學藝老師說了。陸老師說這就好了，你去掛職什么貢獻沒有，人家當地的干部會怎么看？有這10萬塊錢的支持、你建一所小學，總算能夠留下些東西。從這里可以看出，陸老師真的是一位很有心的人，也是位很關心青年成長的人，是一位讓你感覺可親可依賴的人。

    說到陸老師的可愛，更多的體現在他對老百姓的愛，對中國的愛，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的愛。跟陸老師一起做調查的日子，絕大多數合作者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數字感。每當吃晚飯的時候，他就會拉開話匣子，對社會發(fā)展變化進行他所獨特的評述，我那時給他的學生們悄悄說，以后將這樣的評述集結成書，可以起名為《陸眼看世界》結集出版。陸老師說到閃光處，大家都會開懷大笑。往往一頓飯會吃很長時間，既像上課，又如討論。不管是誰提出什么樣的問題，他都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清楚明白，營造出寬松可愛的氛圍。有次席間，他微笑著批評某個學生說，你看樊平總是拿筆記本記，你就聽，能記下大家討論的內容嗎？然后陸老師重復著他經常告誡大家的那句話：“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當然，陸老師的可愛還會表現在他很沉重的時候。在他作為一個長者憂國憂民的時候表現的可愛，更讓人今天緬懷。在我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之后，我有幸與他住在同一個家屬院里。有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在院里面散步，我下樓送一個學生回家，正好碰到一起。我看他散步就與他打招呼聊天。他說最近他去什么什么地方調查了。說中國社會的官場不太好，有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資完全采取的是幫助資方的做法，而沒有從老百姓的角度思考問題。他總結說“屁股決定腦袋”，他說你坐在資本家的板凳上，你屁股一坐就決定了你腦袋的思維，也決定了你的立場。他說收入差距這樣大、勞動者的勞動條件難以改善。類似血汗工廠狀況的招商引資實際是幫了資本家的忙，而不是幫工人、農民的忙。有時候說到激動處，言辭就極其激烈起來，間或還會說“他媽的這樣干行嗎”的話。那時我想，中國知識分子的經世致用作為，就應該像陸老師這樣體現在對下層百姓的關懷上。陸老師的可愛，是因為他愛百姓、然后大家才愛他。

   另外，陸老師還是一位學術上包容性很強的學者。對一些跟自己觀點不一樣表述，他也兼容并蓄。當然，陸老師基于對中國社會認識所形成的看法，也很難改變。他堅守自己的主張。他跟社會學界有些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樣的，包括我自己的想法跟他也不一樣。我認為中產階級的壯大，有可能會對中國社會未來形成群體壓力或壓力集團。陸老師說我說的有道理，但是他認為中產階級的擴大是社會的穩(wěn)定器，中國社會建設的主要方向，就是做大做強中產階級。陸老師要我繼續(xù)加強這方面的研究。陸老師也非?？粗嘏c自己觀點不一致的老師的文章。有一次他跟我說，在清華大學，孫立平老師是最有思想、最富有社會關懷感、也是最能夠抓住時代脈搏而發(fā)聲的人。說孫立平老師看問題看的準、寫作風格也很吸引人、對社會學前沿問題把握的很好，還要我以后要多注意讀孫立平老師的文章。

    說陸老師可敬，是因為他積極向上、對生活和工作充滿信心、能夠將一腔熱血化為硬漢作風。有時候，在上班的路上，我會與他一起碰巧同行。向東出干面胡同、南下朝陽門南小街，進東總部，一路上他都會興致勃勃地講居住在沿路的那些學界名人，說起滄桑巨變與國家興衰。他與我曾經聊起過錢鐘書和楊絳，說從1962年起他們就住干面胡同的家屬院里，說那樣著名的人的居住面積也還不到80平米。他還與我聊到金岳霖、羅爾綱、吳世昌、沈有鼎、張政、賀麟、胡厚宣、楊向奎、葉秀山、梁思成、林徽因等，如數家珍。有一次，在去社會科學院上班的路上，途徑東總部胡同的時候，他指著一個灰頭土臉、破舊斑駁的大門說，這就是馬寅初先生的故居。于是，站在車來車往的塵土中，他開始講馬寅初的經歷，說馬寅初是很少能夠堅持自己的主張而不隨聲附和、并且拒不做檢討的人，說馬寅初也是很少那種即使宦海失意也能夠從容應對生活而仍然著書立說的人。那時我就記住了東總部胡同32號的大門。但陸老師低沉地說，現在的開發(fā)商只認錢，政府部門要買地，這個小院恐怕要保不住了！那時，我看到陸老師這個可敬的老頭兒的臉上閃過了一絲悵然的失意！

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陸老師是信心滿懷的人。這種信心經常表現在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經常說中國社會發(fā)展變化很大，不能像有些人那樣悲觀，而應該積極，應該通過我們自己的調查、研究為中國社會出謀劃策。他說中國領導人不像別的國家領導人，容易聽得進去建議，就看你寫的建議好不好、對不對?，F在罵罵咧咧的很多，但是真正想出一個辦法的人很少，因此中國不是沒有大家，大家很多，如何集群體之力謀劃天下的事情，需要大智慧。他說，凡是中國在大變革大進步的當口，罵罵咧咧的事情就會增多。他說，你可以研究一下這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這樣快，人民群眾的生活改善這樣多，但當前的社會心態(tài)卻如此煩躁？”

在我調到社會學所主管《社會學研究》編輯部的工作后，陸老師專門找我談過三次話：一次重點說雜志要面向中國、面向當代、針對社會問題發(fā)表解決當下問題的文章。他說中國社會學已經發(fā)展了這樣長的時間了，還要將大氣力花在評介西方社會學的主要成果上，肯定是有問題的。他說社會學的中國化，不是用西方的理論注解中國，也不是用中國社會的案例重復證明西方理論的適用性，而是在學習西方的同時發(fā)展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學科。第二次談話涉及到社會學論文的語言表述與日常話語問題。他說他經常讀《社會學研究》?！渡鐣W研究》中的個別文章語言晦澀、表達模糊、說他這樣資深的人都讀不明白還談什么“語言的張力”？他說他都讀不明白怎么讓其他人明白。他讓我考慮在發(fā)表文章的時候要注意正確的引導。第三次談話就在今年四月份：有次所里開完會，在樓道碰到他，他說我有時間的話他想與我聊聊。開聊后他說，說他在《新華文摘》上看了我寫的那篇有關青年研究的文章，說寫的不錯，建議也很好。但他最后將話鋒一轉，說要我多關心一下社會藍皮書，說要我將藍皮書上的文章寫得也與這篇一樣。他說他們這一代人老了，精力各方面不一定完全顧得來，而社會藍皮書的影響很大，要繼續(xù)把藍皮書辦好。他說你們現在這個年齡年富力強，應該花較多的力量介入，減輕李培林老師的負擔，多花一些力量在藍皮書的主報告的寫作上。說最好你與光金分分工，一年你寫，一年他寫，讓藍皮書的影響力能夠持續(xù)保持。今年的院工作會議開的很晚，就在開院工作會議的時候，我還與他一起去食堂吃飯，期間還討論過新疆問題。沒有想到，他就這樣突然的離開了我們。這樣一位關心社會學發(fā)展的長者逝去了，從此我們失去了一面可敬的鏡子。

正因為以上所說的那些，我覺得陸老師是一位可親可愛可敬的長者！我們?yōu)槭ミ@樣一位長者而沉痛！作為一個晚輩，在與他接觸過程中得到的教益很多，但限于時間關系，今天就談這么多，謝謝大家！

楊宜音（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

    我準備了一個PPT，但是今天沒有設備，我簡單說一下。我原來準備的PPT題目是《中國社會心理學隊伍建設的重要推手》。我想從我的專業(yè)角度談談跟陸老師的多年的接觸和他對這個學科的重要貢獻。

    我先簡單介紹社會心理學科的發(fā)展歷史背景。心理學學科在建國之后，1952年跟社會學一樣在全國高校被取締了。在抗日戰(zhàn)爭之前，中國的心理學發(fā)展是很有成績的，蔡元培都是在世界上第一個德國實驗室學習過，大家知道的孫本文也寫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學教科書。

    1952年心理學被取消以后，就剩一個中院心理所，但他們很少做社會心理學，是以動物實驗研究為主的。1978年開始在北大、浙大恢復心理系，浙大恢復一個工業(yè)心理學，北大恢復的也是比較偏實驗的心理學。而且心理系由于實驗設備的限制，一屆一般都招20個人左右，像北大有一屆20個畢業(yè)生，19個出了國，所以說國內的人才奇缺。

    我們所建立社會心理學研究室，在全國是第一個。1986年成立一個室，1982年成立一個中國心理學會，掛靠在社科院，當時哲學所陳元暉研究員擔任會長，宋家鼎是秘書長。還出版《社會心理研究》作為會刊。有了這個班底以后，老陸接手這個所以后，特別重視推動社會心理學的建設。

    1988年前后徐鳳姝老師從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任上退休以后，李慶善老師接手。當時研究室里面有學中文的、外語的、教育的，真的學心理學出身的人比較少，而且課題也好多年都沒有，還負擔著學會管理和兩個學術期刊，學科建設上有一定的問題。

    當時恰好就碰到一個機遇。1988年，香港大學心理系楊中芳博士單槍匹馬一個人跑到中國大陸來推動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她來培訓學生。當時是通過私人關系在廣州辦了一個14個學生的暑期班，我正好也在那個班上，學員中還有中山大學的李偉民。本來1989年還想繼續(xù)辦，已經完成了招生。但是那時候條件不允許就停辦了。那一年我把楊中芳帶到沈原家去了，一起謀劃中國社會心理學怎么發(fā)展，能不能繼續(xù)辦培訓班。當時沈原就跟老陸商量，老陸說你們就好好干，我來支持你們，不要擔心。

    1989年的情況大家都知道，接觸海外的學者非常有風險，特別是楊中芳打算把他的老師楊國樞介紹到中國大陸來授課，難度就更大。

    1990年夏天楊國樞第一次來大陸的時候，咱們所就接待了。我記得在光華賓館，所里給安排，請他們吃飯。1991年在研究生院舉辦了社會心理學研討班，請兩岸學者做了系列講座。1992年正式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又辦了六年。所里出了很多的力，前后接待了十七位港臺老師來講課。

    從1992年辦到1997年，辦了兩輪12門博士生課程的社會心理學高級的暑期班，在全國招生。到最后有31個人完成了三個暑期的學習，每個暑期6周。有17個人是兩年的，50個人是一年的，一共有98人，177人次，其中有52人陸續(xù)獲得博士學位，因為當時在中國沒有社會心理學博士點。社會心理學恢復重建，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港臺老師的資源。

    我們所很多人都參加了暑期培訓，比如張宛麗、石秀印、沈杰、李煒、陳午晴、徐冰、馬春華、李原、王兵、王俊秀、應小萍、劉萃俠、方軍，好多人都參加過我們暑期的學習。1993年、1994年老陸還特別來到在山海關和呼和浩特舉辦的暑期班看望老師和學員，給大家講話。給大家介紹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形勢，鼓勵大家為發(fā)展中國的社會心理學作出努力。

    后來在2010年我們開過一個“社會心理學20年回顧學術討論會暨慶賀楊國樞先生80年華誕師生聯誼會”。那次來的很多人。港臺的老師十幾個人都來了，陸老師冒著暴雨也去香山飯店見了這些老朋友，并且在會上給大家講話。

    為什么當時港臺這么多人能克服各種困難到大陸來講課，包括他們有一些臺獨傾向的老師，是都受到的楊國樞、楊中芳和老陸的感召。

    當時辦這個班困難到什么程度？我記得老師們從臺灣寄了一些教材，其實就是社會科學統(tǒng)計方法的教材，給我們做教材用。我和克斌跑馬路對面的海關一共跑了14次才把所有手續(xù)辦下來。所有的考試考卷寄給臺灣的老師都要經過審查才能郵寄。

    當時楊國樞先生第一次到大陸來特別想去北大看看，他年輕時候的夢想就是到北大上大學，結果1949年之前全家去了臺灣。但是，當時心理學各個系的老師和領導，都覺得接待這位臺灣的學者有困難。但是老陸就在這個事情上旗幟特別鮮明，他覺得一定要開展中國的社會學心理研究，而且要把這個隊伍培養(yǎng)起來。所以，他總是熱情接待楊國樞先生，并成為好朋友。這個辦班模式，后來在臺灣被稱作“楊國樞模式”。從1990年以后，臺灣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政治學家與大陸學術界交流也隨之啟動，越來越頻繁和順利。所以，可以說，老陸也是推動兩岸學術交流的破冰人。

    老陸在整個發(fā)展社會心理學學科問題上，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時時記掛在心。比如在引進人才上，很多次跟我說，楊宜音你要去找人，直接上網招聘。我當時跟他說，“咱們社科院這么窮誰來啊！”他后來給我舉了陸雷的例子，他說你可不要這樣看，現在有一些人是不愛錢的，有一些人是可以克服困難來的。他當著我和楊中芳的面給舉了陸雷和陸萌的例子。他說你一定要找這樣的年輕人，是能夠找到的。

    有一次我們在開會，在賓館里吃早飯，他就跑過來跟我說，“楊宜音，那有學位辦的領導，你要找他去談，爭取把心理學列入學科目錄”。

    還有一次給中央領導寫信，建議中央重視社會心理學科的發(fā)展。此前，他也是找我了解情況，有了領導批示，他拿給我看。他去世前兩三月，有一次在所里見到我，他說，咱們還要寫信。我說，陸老師你還有勁兒寫啊，我都要退休了。他說，社會心理學還要發(fā)展，你要有一個全盤的考慮，要讓社會心理學為國家做大事。他一直在為社會心理學的發(fā)展思考，特別是做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學的發(fā)展，他真的時時在關心。

    兩個月以前，我因為做社會心態(tài)的觀測點，正好去東北跑了一趟，想做東北農墾和大慶的心態(tài)研究。他一聽我說，他馬上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非常認真地跟我說，他說我最近寫了一個東西，東北的農墾問題是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的問題，你要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配合來做，他就給我一份他寫的報告。他這個建議就是把東北平原建成中國未來的大糧倉，他第一句話寫的就是“天佑中國！”他說，俄國不下雨、美國不下雨，都下到中國來了。他寫中國糧食增產他的喜出望外，他的擔憂，他對未來的一些判斷。我一看時間是10月3號定稿，心想這老先生在這個年齡了，過節(jié)都不休息。他還給我好多的囑咐。他說，你這樣不行，要做與國家有關的大事。告訴我說，現在黑龍江的省長做了批示，省里已經組織調查隊去北大荒了，你要做社會心態(tài)，你要跟緊了。他就是這樣，平時在所里碰見，他都會給我關于發(fā)展社會心理學的建議。

    前一段知道陸老師走了，夏光寫的一篇紀念的文章，他說陸老師是他生命當中的貴人。我要說，老陸是中國社會心理學學科建設的貴人，他心里面有國家、有事業(yè)、有責任，也有情意。

我也是陸老師的學生，還有很多想說的話，今天時間有限，我就不多說了。謝謝！

王春光（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

前面哀傷十來天了，我跟陸老師認識了26年。碩士畢業(yè)的時候，我的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中就有陸老師。當時我們答辯時請來了兩個老師，一個是陸老師，一個是李漢林老師。當時我的題目是《帕森斯的社會變遷理論》，大家都知道很多批評帕森斯的人都說帕森斯不重視社會變遷，只重視秩序，我選了這么一個題目。

    陸老師對我說，現在社會學是一個引進的階段，多看一些西方的理論不錯，但是你要注意你的研究是立足于中國。他看我的閱歷，知道我是農民出生，他說你要關心中國的農村問題，現在正需要年輕的學者去研究中國的命題。這些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跟陸老師可以說走遍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中國省市。陸老師經常帶我出去調查。除高鴿外，我可以說跟陸老師的時間是很多的，每年走的地方也不少，可以說親如父子。

    我有四點感受：第一，陸老師有大視野，第二陸老師有大格局，第三是有大胸懷，第四點敢擔當。

    什么意思呢？

    第一，大視野，他雖然關心很小的事情，比如剛才高鴿老師講的，陸老師早上起來喜歡做菜，他到菜市場買菜，他要知道蔬菜的價格。他到每一個地方調查的時候，一大早起來往菜市場跑，看蔬菜價格多少、肉價多少，回來就告訴我，他說春光今年糧食會有什么變化、農業(yè)會有什么變化。他是從小微見大局，經常告訴我，你的觀點應該大到中華民族、國家發(fā)展、人類發(fā)展角度，不能局限于某一小事。因為我的智商有限、我的理解能力有限，他老提醒我說站得高一點、站得遠一點。

    第二，大格局。他說他是社會學所長，但是他不只是中國社會學的所長，而是中國社科界的所長，必須帶領全國的社會學研究。他說所長的職責不在所內，而在所外，更多的在所外，要調用全國社會學資源，所有的資源為中國的社會學發(fā)展服務。你看看他做的那些大事情，百縣、百村調查都是團隊式的，階層調查也是團隊式的，動員全國的人力財力和智慧。雖然社科院給階層課題只有100多萬，國家社科基金給了40萬，后來又增加了一點。但是我們用的全國的資源，他能有大格局的視角，他不是為個人，他真的為整個國家，他有大格局、大胸懷。

    做事肯定會讓人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他能夠平衡很多觀點、人際關系，不計較個人得失，他經常說你跟我，你不要講有什么好處，你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能做成對社會有益的事情，這是很重要的。

    他說我不會照顧你，當然他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在照顧我。他這幾年不斷地跟我講，他說你必須把我的人脈關系延續(xù)下去，他說你做社會調查，社會研究必須要在全國建立各種的基地，要更深入下去，要走下去。他說你到一個地方去做研究，你不要把路一次買斷了，必須要長期合作下去。所以他做的晉江基地、大邑、溫州、貴州等，我們建立了這么多了人際關系，跟他的努力和想法有關系。我其他沒有什么讓他滿意的，但是我能把這些關系好好地維系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敢擔當。碰到什么問題，他說你們年輕人，你們不用擔心，什么事不用你們來承擔。他從不把責任推給別人。《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曾面臨很大的壓力。他告訴我們說，你們年輕人不要考慮那么多事情，院里的事、上面的事我來處理，跟你們沒有關系，我是課題組的負責人。當時還審計我們課題經費的使用等怎么樣，他說你們不用害怕，我來擔著。他是為真理，是為做事，為國家做事，為老百姓說話，所以他很坦蕩。

    他敢于直言，一個學者能夠直面現實、直面真理，這很不容易。1985年的文章，剛才培林也說到了，住房改革，面對一個政治局委員，他敢說你的方案不靈。他不是為自己的榮辱考慮，而是考慮這個事能否推進，整個國家能否發(fā)展，這是很值得我佩服的一點。

    我覺得他做的東西有這樣的特點：他說的話老百姓聽得懂，領導者覺得有價值，學術界覺得是那么回事，這是很不容易的。

    老百姓聽得懂，他到一個地方跟人家聊天，跟很普通的農民一談，談了一會兒農民就拿出酒給他喝，請他吃飯。就是半個小時。我們就是親身經歷，真的是這樣，跟著他不怕沒有酒喝，不怕沒有飯吃。他就是能讓別人心甘情愿地請他吃飯。我們一個社科院的學者能做到這樣，是不容易，因為他說的人家會覺得這個學者有價值，說的話和點子很好。

    他到一個地方，一個縣，我們知道很多領導都是很傲慢的，“屁股決定腦袋”，認為自己當官，我的學術研究很高。開始覺得你社科院的人沒有什么思想，就是做一個調查，讓他支持。然而，地方官員與陸老師料半小時，馬上對陸老師說，你給我做一個課題好不好。他們的整個態(tài)度就大轉變。從中我也學到不少的東西。

    我是農村出身，跟人打交道有點發(fā)怵，不愿意跟別人表達、交流。我進了社會學所以后，特別是1991年跟他讀博士以后，一直觀察他怎么跟人家打交道，怎么吸引人，怎么樣讓人家心甘情愿地請他吃飯。這一塊我慢慢在學，也學了不少，但是很遺憾，還沒有學到出師，還沒有學到家。他這種跟社會打交道，不是偽善的，他完全是靠智慧跟人家打交道，深入民情、了解民情。

    我最近一直在想，很多話要說，因為26年在我的人生當中是最黃金的時候了，現在年過半百，快要退休。但是我26年的黃金時期，就在陸老師的指導下、教導下成長起來的。當然這個成長是陸老師所想的那個東西不一定，但是我自己覺得我在成熟，我在成長。我從陸老師那里知道，人生其它功名利祿都是小意思，應該有一個大智慧。

    我早晨還想到，孔子當過什么官了嗎？沒有。古代帝王有多少，現在有多少人記得他們，但是現在人們依然記住孔子，國家向全世界推廣孔子學院，作為中國的軟實力看待呢。我覺得一個學者、研究者，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小范圍，應該追求我們的境界，我們的理性。

陸老師對我觸動非常大，受益也非常多。人到一定年齡肯定要走，但是當很多人懷念他的時候，有很多人送別的時候，那天有那么多人排隊送他的時候，我覺得真得值了。但是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還在流傳，可能百年、千年以后還有人在研究陸學藝的思想，這是人生最大的欣慰。謝謝大家！

李煒（社會發(fā)展研究室主任）：

    陸老師走了。他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是我最景仰的長者。

我自1996年進所，前后在他老人家手下工作十余年，雖非親炙弟子，但長年蒙陸老師的陶冶，終身受益。感念最多的，莫過于他的做事和為人。

陸老師的做事，是做對國家和社會有大益處，對學界有大見識，敢為天下先的大事。1999年陸老師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社會階層研究便是一例。那時改革開放已有20年，社會群體的分化已經明顯，市場經濟下的社會結構正逐步形成，傳統(tǒng)的政治身份劃分社會階層的規(guī)則正在為新的機制所代替。對于這樣重大的社會格局的變化，無論是學界還是國家，都急切需要事實層面的揭示和理論層面的解讀。陸老師當年發(fā)起社會階層的研究，是有非凡的見識的。而且是花了大力氣來保證調查研究的高水準：組建豪華陣容的課題組，全所10余名博士盡在其中；接連開展地方性的和全國范圍內的抽樣調查；采取集體討論的方式打磨每一篇研究報告……。課題組的前后的幾部研究論著成為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的典范，社會所學遂成這一領域中國內領行者。我也是在這一“大手筆”的課題中，在陸老師的感召下，奠立了從事社會調查以了解國情的學術志向。

主持這樣的“大手筆”調研課題，自然有著學術風光，但更可能面對大風險，需要有大擔當。記得課題組第一本專著《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定稿之際，我們曾疑慮是否要對“十大階層”排出座次——憲法中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根據我們的調查資料分析，他們居于十大階層的倒數第三。也就是說如果如實發(fā)布研究成果，就會面臨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悖的政治風險。陸老師當時毅然地決斷，“就是要排出座次，這個實情不道出，這本書就沒有出的必要！”事后果然有讀了研究報告的“工人階級”知道了自己的真實地位后激憤了，“政治問題”也隨之而來，第一本報告一度發(fā)行叫停，有關部門也前來審查……，這是說真話的代價。對于這些風險和壓力，陸老師毫不為動，自有說真話的底氣，一如既往地忙他的各類事項，見了我們臉上還是寬厚慈祥的笑容。尤其對我們下面這些研究人員，讓我們根本不要有任何的掛慮。后來我不止一次地聽到陸老師的名言：“社會學者就是要做早晨3-4點鐘打鳴的雞，你要不斷的叫，不斷的批評這個社會，可能會出現問題，別人才會警醒，你要是打鳴打晚了，對社會就沒有警示了！”。但是我們知道早晨3、4點鐘打鳴的公雞是招人討厭的，是要帶來風險的。

陸老師做的這些“大事”，百縣市調查、百村調查、社會結構調查、北京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課題，哪一項不是社會學界的重頭戲？哪一項不是開風氣、奠基石之作？特別是2005年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十次學習，景天魁老師和李培林老師去做和諧社會的講座，胡錦濤總書記一句“社會學的春天要來了”，陸老師非常敏銳地以之為契機，在社會學界的大會、小會上多次宣講，推動整個學科意識到自身的使命和發(fā)展機遇，謀劃現實研究的重點；之后他領銜上書，為我院的社會學開疆拓土，這種大胸襟、大謀劃，令人欽服。

陸老師的做人，更為令人景仰。他對事業(yè)熱忱而求實，很感染人心。凡是我參加的陸老師主持的課題、調研，看到他都是親力親為，“一竿子插到底”，不僅向各級地方干部官員了解情況，還會下到田間、村舍，和普通民眾訪談。陸老師天生就是“土命”，每逢他在田野之間和農民打交道，拉家常，都能顯現出一種精神的歡快和滿足。2005年在大邑做調研時，經常到晚上8-9點還召集課題組成員相互報告調查收獲，交流心得，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有時還不完，接著還有小會……，有時和他開著開著會，會忽然停頓一會兒，原來他已經睡著了……。他這樣一種忘我的精神，帶動了所有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

陸老師寬和開明，非常有親和力。身為所領導，社會學界的泰斗，從未見他端過架子，打過官腔，整治過誰，甚至也沒有以學術驕人。相反，他會關注到手下每個人的需求，為他們創(chuàng)造機會。課題組開會的時候，他也會讓最不起眼，哪怕是臨時參加的學生也講幾句；我自己感念最深的是，階級階層結構課題組經常在外面開會，需要隨時算數據，當時我們也沒有幾個電腦，我經常把自己家里的電腦搬到車上，帶到賓館，白天開會，晚上算數據，第二天討論還要用。有時候算到很晚，到半夜一兩點鐘，陸老師突然會推門進來，看看你，把他的大中華抽出3-5根扔在你桌上，然后就走了。我覺得就那3-5根煙，值得讓我為他一直賣命。

陸老師為人上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善于合作，做到了“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陸老師做的大事都不是一個人可以做的，常常是要一個大團隊來做，需要各地方的合作者。在小至課題組的每個成員，大到各地的合作者，每個人都是仰仗陸老師的人品和心胸，方能夠維系在一起。陸老師非常能考慮到合作當中為他人、為對方考慮。不管是百縣市調查，還是做階級階層調查，每個地方、每個合作者，他都提供機會，讓各地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專題報告問世。每次到各地方考察，他都要想為地方留下一些什么，讓人家也有收獲，這樣把事情做長遠，為地方的經濟發(fā)展提建議、做思考。我們課題組在進行討論的時候，每一個課題成果、每一個成員成果他都會提點，帶領我們一起再切磋、討論，把這個研究成果提高到更高的水準。

陸老師人走了，是我們社會學人之痛。但是反過來講，留給我們豐富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們的之福，我們要好好的傳承下來。最后我借《紅燈記》中李鐵梅的一句話來表達我對陸學藝老師的景仰：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主持人汪小熙：

剛才幾位同志都做了重點的發(fā)言，下面我們專門留出一段時間，因為全所的同志，陸老師主政我們所，當所長就是十幾年，而且直到他退休之后，也一直和所里保持密切的聯系，因此和所里的很多同志都有密切的接觸。下面我們留出一點時間，做自由發(fā)言，咱們要掌握時間，為了讓更多的同志講，每個人發(fā)言控制在5分鐘之內。咱們就自由舉手。

    張宛麗（《社會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

我這幾天回憶、寫了陸老師的學術人生管窺的一篇追思小文，主要是根據原來的筆記、日記寫了陸老師給我的教誨和一些經歷。今天凌晨給所里的一些朋友都發(fā)了。我寫的題目是《大德魂英雄氣——陸學藝老師學術人生管窺》。

    我在1998年進入陸老師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此后和他有了15年我叫沒大沒小忘年交的經歷，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所學到的、看到的和經歷的記下了一些片斷，原來是準備在陸老師80大壽的時候總結的，也是寫給自己今后人生學習的。

    第一，早發(fā)現規(guī)律的雞鳴論。在課題組的切磋討論中，他反復強調過我們做社會學研究的，要學早晨3、4點鐘打鳴的雞，一定要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對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問題，有根有據，早早給決策層提個醒，要用規(guī)律說話，不要怕出問題；要告訴決策層哪些地方出問題，要采取哪些措施。我后來在課題組內多次說這叫“雞鳴論”。

    第二，大處著手，先聲奪人。他一貫堅持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的研究，要抓住中國當代社會變遷當中的重大問題，并且要立足于本土，借鑒于海外，別盲目地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做文章，搞一些雞零狗碎、拾人牙慧的小東西。他多次說過：人生是有限的，我們趕上了好時候，中國這場社會變遷，那么多的大問題是西方沒有的，要抓住這些大問題做大文章。什么是有影響、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你摸住了中國社會的脈，先說出自己的一番道理來，你就占了先機。社科院出來的東西是要讓人家跟在你的后面做文章而不是跟在別人屁股后面轉，那樣做出來的東西再漂亮，也不是你的貢獻，沒有大出息。后來我跟他說：你這叫大處著手的“先聲奪人論”。他說：對嘛！社科院的人就要奪這個先、做這個大。

    第三，“隨手而記”，后來我跟他說這叫“陸氏本本主義”。他在課題組發(fā)過一次火，給我印象很深。他批評有的人不做討論筆記，事后他跟我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你隨手帶個本子，隨時學、隨時記，這也是尊重別人，這就是一個好習慣。別學大爺似的，到哪兒只帶一個腦袋，不認真聽別人講，還在那兒半瓶子晃蕩。后來我開玩笑說你這是陸氏本本主義，他說真能有這個主義，日積月累就會有益。

    第四，一竿子插到底的風格。我曾經隨他多次做社會調查，他一貫是一竿子插到底。在農村總是要從縣到鄉(xiāng)到村，直插到農戶或田間地頭；在城市他也要直插到居民家。這個調查風格即使到國外做學術訪問也不例外。

    2007年9月，我跟他應邀訪問韓國釜山大學社會學系，并參加韓國社會學會的東亞社會結構變遷研究的學術交流。短短的5、6天時間，他向韓國社會學會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就是擠出時間到韓國農村，了解那里新農村的建設。根據他的要求，韓國學會幫助我們一級級直插到門戶家里田間調查。他曾經說過：光聽頭頭們講，我拿不準情況，你只要讓我去田間、炕聊一聊、看一看，八九不離十。

    第五，不會打領帶的“領帶精神”。他跟我說過，做人不可有傲氣，但要有傲骨，并講了他一個有關經歷。20多年前他來社會學所不久，首次出訪日本，他說：那時候我連西裝領帶都不會打，但別小瞧自己。在和他們交流中，我當仁不讓，你別拿西方的玩意兒唬我，對我們的研究指指點點你是沒有資格的。他在發(fā)表學術報告，以及其后到農戶的調研當中，談笑風生，平心靜氣的和日本同行切磋交流，贏得一路贊揚和折服。我稱他這是“不會打領帶的領帶精神”。我的朋友、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田曉虹女士曾做他此行的日語翻譯，一路見證。她在寫給我的追憶信中也寫到了這一點：在日訪問期間，每當涉及他所接觸的問題，陸老師都孜孜不倦的提問，在山林、田頭、大棚、農民家談笑風聲。他的專業(yè)知識和獨到見解，不但令日本農村社會學的同行感佩不已，也感染了當地的農民，都說沒有見過這么懂農業(yè)的教授先生。

    第六，應邀演講時他的唯一條件就是“先讓我下去看看”。近些年來，陸老師不斷的受各地政府的邀請做演講，各地政府也希望聽到他對地方發(fā)展所做的獨到見解，每每接受邀請，他堅持的唯一條件就是“你讓我先下去看看再講”。他多次說過：先下去看看心里才有底，才能夠講清楚，人家才能聽，才能令人信服。我們課題組在成都大邑調研時，就有一位曾聽過他報告的縣里的干部和我說：陸老師講的真是這么回事。

    第七，陸老師曾有一個心愿，想總結他的治所經驗，寫本治所之間之類的東西出來。我問他治所的最根本的經驗是什么？他雖然沒有正面回答，但是有一次他說：當領導要會說句暖人心的話。現在有的做領導的總是板著個臉，動不動就跟下面吆五喝六，都不知道當領導的會說句暖人心的話么？！我聽了這段話，感觸很多。我們在課題組內，常常和他沒大沒小的爭論問題，發(fā)表不同的意見，而他總是讓大家充分發(fā)言，之后也是心平氣和地談他的想法，從不盛氣凌人。正因為有他的這個大氣大度、尊重他人，他才會對屬下有一份愛憐和平等，才會說得出暖人心的話；而能說得出暖人心話的領導，其下必有敬他、重他的人。

第八，他堅持學術機會公正的原則，他多次強調說：自己的人就要吃點虧。這無論是在對他的學生安排工作，還是對我們課題組成員的成果評獎上，他都始終堅持一條，把機會留給“外人”。除了咱們所在職讀他的博士的，他說：我的學生從來都不直接留在所里，都要在外面工作一段時間，憑自己的本事進來。我連續(xù)參加了三屆他的社會學基金會的優(yōu)秀論文評選工作，他在第一屆時就明確給我們講：不要推薦我的學生和咱們課題組成員的成果，要把這個機會分享給學術界的其它學術同仁。

樊平（農村與產業(yè)社會學研究室副主任）：

陸學藝老師走了。他走的太突然，太匆忙。15日在他家他的書房，手稿和材料還攤在桌上。幾天前我們還在他這兒討論北京人口結構。直到19日追悼會，那么多的學界以外的人來悼念他，來送別，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一位學者的胸懷和貢獻，得到大家認可和肯定，他在大家心里。而以前所有的相處，點點滴滴，都已成心中的深深懷念。

陸學藝老師是以研究農村和階層著稱的學者，是著名社會學家，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社會建設是陸老師持續(xù)研究的著眼點和著力點。作為陸老師第一個入門學生，我感受很深。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兩個主線。一是社會轉型，第二就是以人為本。對人的需求、尊嚴和公平的關注，規(guī)范表述就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陸老師所有研究所針對的問題，都是在社會轉型和以人為本這個大的框架內展開的。陸老師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結構階層研究的領軍人物，十大階層論是其代表作，實際中他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是以問題為導向的綜合性研究專家，研究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人的境遇、人的群體特征、人的分類、人的流動，這對他不僅是責任擔當，而且是旨趣，是快樂的源泉，他真愛干這個事。他關心職工，關心同事，1985年我跟他在山東陵縣駐縣下鄉(xiāng)，他幫助當地辦農村發(fā)展學院，從開學典禮到人事安排、老師授課，各種事務找他，白天晚上忙，他一一認真安排條理。陸老師講過此前當地一單位汽車到德州拉煤，三十里路回單位時一車煤只剩下三筐，三個老師一搶就完了，他說，這怎么行！他為哲學所在當地采購牛肉，大冬天我跟車送回京。從他的言行中，我體會到學院管理要嚴格，辦事要細致。陵縣招待所那個平房小院，是課題組生活和居住的地方，白天調研，晚上匯總討論，圍繞共同關心的問題，不同學科的人交流討論，這種跨界交流很開眼界。陸老師當所長后，還帶著所里同志來過這里。社會學所和地方合辦調研基地，由陸老師開始形成了傳統(tǒng)。

調研中當地農民的生活智慧和生命感悟，也成為引導我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的引導路標。后來跟陸老師做河北香河農村調研，在行仁莊，我看到一個婦女抱著孩子在運河大堤上站了很長時間，我問婦女為什么站在風口，她講心里煩，我說煩就找人聊天，她講聊天會有人說閑話說挑撥人家家庭關系，惹麻煩，在運河吹兩個小時冷風，心理靜下來，啥煩惱也吹沒了。我講給陸老師，他說這也是民間智慧，有什么樣的困難，民間就有什么樣的解決辦法。由此我學了一招，以后有什么事過不去，先找一個涼快地方吹一下，心靜了再處理，效果略好。類似的還有很多，比如“緊睜眼，慢說話”，比如“三天算請，兩天算叫，當天算吆喝”，了解這些，調查農村就很方便了。

陸老師很重視研究團隊建設。團隊就是一個隊伍，有相互欣賞、相互打量，共同做一件事，確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陸老師嚴格要求學生，有批評也有鼓勵。我記得我寫的農村社會學學科九五綜述，得到了陸老師的認可，經濟學會為他和張卓元幾位老師共辦75壽辰研討會，各位老師有一個學生致詞，我講了陸老師在課題研究艱難時刻的擔當和堅持，講時有些動感情，下來后陸老師給別人說我講得用心了。在研究方面，陸老師給我們開了很大的路，跟著陸老師我們和國家部委、地方政府部門，地方院校有了各種合作和交流機會，從課題開會打下手到逐漸的獨擋一面。也學會了尊重和注意各種社會場合的規(guī)矩和規(guī)則，他教導我們，課題組開會平等，但在外面交往時要注意不同場合的既有規(guī)矩和慣例，做人要有規(guī)矩，辦事要有程序。這些使用我們在研究中和生活中受益很多。

景天魁老師剛才講要所里的年青人努力向陸老師學習和看齊，我自己感受，陸老師這樣的人可能空前絕后了。陸老師完全是在中國本土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他了解中國，也積極力圖了解世界，他有開放的眼界和視野，對于國外研究中國、研究階層、研究農民的理論成果和前沿趨勢非常敏感，這是他的長處，也可能是他的局限。以后的學者如果想走陸老師的路，需要補上對國外深入和直接了解這一課。陸老師研究的課題在他那里并沒有終結，陸老師關心的農村發(fā)展問題，戶藉管理問題，中間階層問題，城鄉(xiāng)統(tǒng)籌問題，隨著時間和條件變化，都有新的問題出現，需要新的探索和解答。在與陸老師討論時我講，戶口本身不是問題，本質是與戶口捆綁和所附帶的資源配置。舉例，城鄉(xiāng)統(tǒng)籌方向是對的，但北京應該不應該，是不是需要一個外來人口適宜的邊界。2013年，北京市政府統(tǒng)計2013年北京教育有30%的小學生、40%的初中生、8%的高中生已經是外地人了，下一步怎么辦，北京學校外地人比例的合理邊界有沒有，在哪里，支持條件是什么，都需要研究探討，不是簡單一句城鄉(xiāng)統(tǒng)籌就能解決的。否則，中國的城市化人口集中如果以城市入學為導向，城市不可能支撐得了這樣的城市化。

陸老師開拓的事業(yè)仍然在繼續(xù)。隨著社會發(fā)展和時代進步，原有的研究問題也在更新和深化。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研究發(fā)現都不是最終真理，而是學術進步的臺階。陸老師的學術成就都是當代題目，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需要新的求解。前輩們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和榜樣。為學科計，為國家計，為民族計，我們當效法師長，盡學者的本份和綿薄之力。

    王穎（組織與社區(qū)研究室主任）：

   我跟陸學藝老師認識時間很長，個人關系很好。他說我長不大，總稱呼我“中學生”，當然，我也總是回敬精力充沛的陸老師“大學生”。我們互相欣賞對方積極熱情的人生態(tài)度，和執(zhí)著追求的精神境界。我與陸老師一起工作的經歷并不是太多，但非常欣賞他坦蕩無私的為人，對祖國對人民，特別是對農民、農業(yè)的一顆赤誠之心。今天我只想談一點個人感想，和對他為人的認識。

陸學藝老師最令人矚目、最令人難忘的一點，不是他那令人仰視的學術成果，而是他多年為農業(yè)發(fā)展、為農民出路、為社會學學科建設，忘我的奔走呼號、高瞻遠矚地引進培養(yǎng)人才、殫精竭慮地建言上書、孜孜不倦地著書立說。他不是一個自我最大的那種學者，而是一個非常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學家。他從來不以個人觀點自居，去寫文章去建言。更不會因為個人觀點而不顧社會現實。他寫文章不是為了個人的學術成果，他自覺負有重要的社會使命。因此他不會僅僅停留在學者之間的爭論，他不愿走這個路子。他的任何一個觀點，或者具有理論意義的建議學說，都愿意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他是一個極具社會責任感的學者。

陸學藝老師是一位鞠躬盡瘁的社會學家，一個名符其實的社會學大家。他終于倒在了他勤勤懇懇奮斗一生的工作崗位上，沒有痛苦。但卻留給我們無盡的遺憾。如果陸老師多關照一點點自己的身體，多愛惜自己哪怕只有一點點，那他將可以為社會學，為他為之奮斗一生的農業(yè)、農村和農民，再奉獻二十年。

陸學藝老師，我們深深地懷念你，我們要向你好好學習，承擔起你未竟的事業(yè)，這是我們所有社會學者的心聲和志愿。陸老師你放心地去吧，你后繼有人！

    白夏（國外訪問學者）：

我也講幾句。我跟陸老師不是那么的熟，上星期二，我在香港的時候，打開《南華早報》發(fā)現陸老師去世的消息，這個消息讓我很悲哀，也讓我很吃驚。

    兩個月前我跟他一起吃飯，他還跟我說，要不要一點白酒，你到了這個年紀肯定要喝白酒了，我就喝了一點，那時候我覺得他身體很好。

    雖然我跟社會學所的關系是在80年代，但我是90年代通過藍皮書才認識陸學藝的。那時候社會藍皮書在國外影響是非常大的，因為當時很少有外國學者可以去中國的基層考察中國社會，所以一有了藍皮書，這讓我們很好的了解中國社會。還有社會分層的那本書，當時在國外影響非常大，記得當時在我們的雜志上也登了這本書的書評，我們覺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好。

這里我要講一個小故事。去年我到社會學所做訪問學者，一次偶然碰到陸學藝。他跟我講在北工大要組織一個關于社會治理的會議。我說對“治理”這個詞我特別的討厭，怎么可以用于社會呢？他馬上說，“嘿，你來吧，你就來參加這個會，你就批判“治理”這個概念，看看你有什么話”。那次是國際會議，我準備用英文講的。開會的那天晚上，我跟他說：“我要回房間，準備第二天演講，我有一點緊張”。但他讓我去參加一個小會，他說你給我們用中文講講你對“治理”這個概念的批判，我就去談了一個小時，談了“治理”這個概念有什么缺點和好處等。從這個小故事說明他對不同的聲音是非常敏感的，那時候我覺得我對他的理解更深刻了。我就講這些。

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所所長）：

聽了大家的發(fā)言，最后再說兩句。社會學所在社科院還是一個知名的研究所，這和陸先生治所的精神和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是有很重要關系的。為紀念陸老師，也為我所的繼續(xù)發(fā)展，我在這里還要強調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我們要敢于直面社會問題。對社會問題的研究，是我們社會學人的職責所在，也是我們社會學所的重要傳統(tǒng)。陸老師當所長的時候，我們關注社會問題的研究。我當所長的時候，也下大力氣研究社會問題。在研究過程中，既要強化我們的研究力量，也要善于應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表達。我們要善于處理和正確處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也要在治所的時候從關心人、愛護人、培養(yǎng)人的角度制定制度與規(guī)則，保護好學者的研究積極性，調動研究人員的研究熱情。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第二，要注意團隊合作和團隊精神的培養(yǎng)。在老陸之前，當時費孝通任所長的時候，就建立了一支研究隊伍，主要帶頭人有張雨林、王穎等。陸老師來社會學所之后，也特別注重研究團隊的培養(yǎng)。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帶領大家去調研、去編書、去搞學科建設等，就以培養(yǎng)隊伍為主要目的。當時，我記得國家行政學院那就有一個魚場，就是養(yǎng)魚的一個場，也是社會學所的一個研究基地。我們一去那就住幾個星期。對大家最有誘惑的是全所70個人，在每個星期周末都可以每人分兩袋魚帶回去。一邊學習和研究，同時還搞活了福利，可以說，我們的社會發(fā)展報告等都是在那里經積極討論而完成的。陸老師對研究隊伍的組建，功不可沒。

    第三，要在研究和工作上有韌性有堅持。陸老師之所以能夠成功，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堅持。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關于社會形勢分析問題，最早的時候只有經濟形勢分析，我們社會學所也想搞一個社會形勢分析。但那時我們不知道什么叫社會形勢，翻譯成外文人家都聽不明白是什么，國內歷史上也沒有搞這個的，我們硬是敢闖敢干敢創(chuàng)新，沒有想到一堅持就是二十多年。在進行《社會藍皮書》二十年總結的時候，我還跟老陸說，我們《社會藍皮書》編寫組在當時應該說集合了全所最強的力量。那時候方明剛回來，博士就那么幾個。最早的兩個博士是方明和陸建華，我們四個人是第一個小組的?，F在這批人，你看看有的另謀高就了，有的下海了，有的發(fā)展不那么順利，但是這個事業(yè)一直在流傳下來。

    包括我們百縣市調查，一開始在陵縣搞，我們只搞了一本，但逐漸拓展，后來搞了一百多本。百村也是，當時只是5萬塊錢的課題，但是一路發(fā)展下來，到現在還在做，才將這個事情做大了，這就是貴在堅持的成果。

    第四，以改革開放的方式治所。應該說，現在我們所是全院對外聯系最多的所。每年出外訪問與接待來訪的人次——出去的人和進來的人在全院都是名列前茅的，這和老陸的開放思想是很有關的。

    老陸本身不懂外語，但是他和外國人可以很快打成一片。我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為打開局面，我和老陸去美國，走了好多地方，認識了很多朋友。大家也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在為老陸開追悼會的那天，來了一位老外，叫白威廉。他原來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我們到芝加哥的時候，白威廉還跟我們說美國教授不抽煙，也不喝帶酒精的飲料，啤酒也不能喝。后來老陸把他請到中國來，帶他到陵縣，就對他說，你下去，你在中國做調查不喝酒不行，經過多年錘煉，白威廉后來喝五糧液都喝得很厲害，這人的口味與愛好是會改變的。

    包括日本，老陸去了以后，很快就與人家稱兄道弟。本來日本人很講究，但他說話的時候左面拍一下人家，右面拍一下人家——人家也不在乎，很快就搞得很熟、打成火熱。柿崎京一是日本研究漁村的出名學者，他來找老陸，說他想搞日本、韓國、中國三個村莊的研究。他在日本有一個多年的調查點，在韓國也找了一個村子，準備在中國再找了一個村。因為要進行比較，就希望將中國的這個村子選擇在山東。一開始找陵縣等都不行，他要找一個靠山的，后來找了泰安的一個村，他持續(xù)研究，堅持了十幾年，年年來，帶回去了一麻袋的調查材料。

    有一年我到日本，他請我到他家的別墅去，我對他說很可惜啊，你到中國這么多趟書也沒有寫出。他說他在晚年一定要寫書出書。我們本來在今年8月份為老陸準備這個會的時候還要請他來呢，可惜現在不行了。

總之，我們現在在堅持的很多的傳統(tǒng)是老陸那時候開辟的，他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們今天的發(fā)展，對我們所來說，這也都是很寶貴的治所經驗和精神財富。

    陸雷（陸老師之子）：

我爸爸這個事的確非常突然，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損失。閑聊的時候，他經常會說起誰誰九十多，誰誰一百歲了，身體還如何、如何地好。我和我姐也覺得，一百歲難點，但是以他的身體，九十幾歲應該沒問題。中國人又講究，說死不吉利，所以之前從來沒有談過任何關于他后事的話題。這一走，的確非常的突然。但是，有一條好：家里的事，我想我爸應該沒什么不放心的。我和姐姐兩個人都能自立，我媽以后跟我住，我照顧。這些都不是問題。

    所以那天和李所長、汪所長談我爸的后事時，我說做他的兒子很驕傲——要商量的都是公事。一個是基金會，一個是他留下來的文字。

他從大學開始有記日記的習慣。我最近粗粗的看了一下。 50多年來的日記，除了文革時期燒掉了一些，也不是天天有，太忙了會落下一些。日記大約每半年一本。還有是他的筆記，主要是調查、談話的記錄和一些摘抄。每個月會有一、二本。他最后在紫竹院那邊住了19個月，日記本4本，筆記本大大小小28本。這個事之前跟他談過很多次，說“等你真的退休了，那時候我也50、60歲了，我不干別的，就把你這些東西整理出來”。他寫的文章已經是成果了。但是對于學生來講，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是怎么寫出那樣的文章的。我覺得通過整理他的日記、筆記，做一個梳理，也算是一種傳承。原來覺得只要下工夫，哪個地方沒明白，問他一下就好了?，F在有難度了。但我還是非常想做這個事。今后免不了要勞煩各位，遇到什么不清楚、不周詳的，希望能從你們的回憶里得到一些印證，希望得到諸位的幫助和支持。

    剛才聽大家發(fā)言。每個人說的都是我爸。我在想，從前看課本里面講，有時某個人走了以后，他的文章、他生前的事會一個人一個版本。但今天大家說的完全是一個人。為什么呢？我想有一條，我爸這個人說的都是大白話。文章沒什么文采是缺點。但是他說大白話，說大家都懂的話。我爸爸和我說過很多次，囑咐我。西方，人家比你先進入現代社會。所以西方人的書肯定要看。但是看書歸看書，回來寫東西要用中國人的話去說。怎么才能說好中國人的話呢？兩個方面：

    一個是要看點古文、古書。知道每個中國字的意思，知道某個意思，我們以前在歷史上是怎么表達的。因為現在很多，尤其是學術上的詞匯，是上個世紀日本人翻譯西語，我們再把日本的漢字照搬過來的。很多詞我們的古文里沒有，或者完全是另一個意思。所以做學術的人得有些古文功底，多知道些意思在中國文化里是怎么說的，它的之所來自。只有明白這些，你才是在說真正的中國話。

二是要跟一般的老百姓多接觸。知道他們的語言，他們表達同一個事件是在用怎樣的詞匯、怎樣的方式。然后把這兩個結合起來，才算是會用中國話說自己的想法了。我爸不管說還是寫，都是大白話，這樣就不會有什么歧義和誤解。所以今天這么多人說，說的都是同一個人。我爸爸聽到了，也是很欣慰的事。

    再說說我和我爸。頭30年，非常中國式的父子關系，一個非常傳統(tǒng)的爸爸和一個瘌痢頭的兒子。但是后面這十年，我覺得我爸是我的良師益友。這個事我想他也挺高興的。算是子承父業(yè)，雖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我在這條路上。他認為我入門，最后，兒子這事也還算安心。

    我說一個事，我自己的人生挫折。我爸看我難受，過來安慰我。他說，“你看，你攤上事，你心里難受，你知道為什么嗎？”我說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難受得不得了。他說，“這是因為你活得太?。∧阒换钤谧约旱氖澜缋锩?。這里面稍微有一點損失，別人給你一棒子，你就覺得天都塌了，全世界都是黑的了，你當然難受啦。你得想點兒大的事！你把你的生活跟周圍的人、這個國家，跟這個社會連起來。這個國家多大、這個社會多大！所有的好事都是你的好事，你都會高興。出了壞事，你就想，怎么才能夠讓它好一點，好起來了，你也高興?！?o:p>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我爸這輩子很幸福。這些年他對未來很樂觀。因為這個國家60年的和平，30年的改革開放一直在往上走。他的事業(yè)，不是說因果關系，但是他身在其中。他就覺得國家往上走，就是他往上走。雖然他應該再多活幾年，但是夠了。他高興，雖然那么累，這個累對他來講也是幸福的，我覺得我爸這一生足夠了。

最后我想接著王春光的那句話再說一句。學術人生是非常幸福的。為什么呢？做其它行當的人再風光，到了50、60一退休，事業(yè)就結束了。只有做學術的人可以一直走下去。我爸爸在許多場合講過，尤其是搞社會科學的人，40歲入門，50歲成熟，60歲、70歲才是黃金時代。所以春光不是要退休的問題，而是剛剛開始。你現在才干了10年，還得再干30年。我們得有這個心，再干30年，我們有多大力，做多大事。學術會好，這個國家會好，我們的明天會好。

我爸也會心安，他的學術人生延續(xù)到最后一刻，他終于可以歇歇了。謝謝各位！

    陸萌（陸老師之女）：

謝謝大家。因為爸爸走得這么急，只有一個星期，遺體送別儀式卻辦得這么好。生平也非常好，我知道春光，光金和李所長都花了很多的時間寫，我弟弟也幫著改。我代表媽媽和全家感謝所里和諸位。

我弟弟講爸爸是良師益友，因為對他的期望，是嚴父的一面多一些。對我比較放任，是慈父的一面多一點。但是他對我們從小的教育是一樣的。第一條是以天下為己任，非常小的時候就講。從我弟4歲開始，他教我們《古文觀止》，讓弟弟讀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我讀的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他說這句話要一直記著，總是把老百姓的事當自己的事來做的人是偉人。再大一點又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想來他一直就是這樣做的，悲天憫人，為農民說話，一生逆境順境都不放棄。

第二條是要過有意義的生活，有意義的日子才會幸福，大到一生，小到每一天。陸雷講爸爸的一輩子是幸福的，想來幾十年如一日，想的做的一直是大事，同一件事，心無旁騖。

2009年夏天我生小女兒，他和媽媽去美國看我們。簽證簽了六個月，結果他住了六個星期就說不行了，這四、五十年從來沒有休過這么長的假。我說您一天到晚坐在院子里改稿子，沒閑著。他說我要下農村去。正好有一個朋友在洛杉磯，于是我們就一路開車去洛杉磯。他見到一塊地就停下來，還要找人問一問。加州都是墨西哥人在田里，人家不說英文，我又聽不懂西班牙語，他就把照片一張一張照下來。然后去當地的農貿市場，一個一個地記價格，糧食什么價，蔬菜什么價，再跟舊金山遠近城鎮(zhèn)對比。又過了一個星期，他自己去了西雅圖，到華盛頓大學去找老師和同學座談，詢問當地的基層組織。臨回國之前交代我的任務是去調查美國的學區(qū)是如何建起來的。

剛剛有女兒的時候，總是想她的一生我最希望什么，最顯然的回答是“幸福”，但是我知道爸爸會說“要過有意義的一生才會是幸福的”，就像蘇格拉底所謂“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主持人汪小熙：

剛才大家都飽含深情，從不同的側面展現了我們的老所長陸學藝老師的高尚品德、卓越貢獻，他是怎樣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由于時間所限，大家肯定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而且陸老師留下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整理。這些天來我腦子里面一直縈繞三個問題：

    第一，陸老師突然離開我們，為什么我們的心會這么痛，像失去自己親人一樣的心痛！19號在八寶山，近千人來送別陸老師，不論是高級領導干部，還是普通的學生，還有來自全國社會學界、社科院系統(tǒng)以及全國各地實際工作部門的同志，包括農口和方方面面的同仁們，大家飽含真情來送別陸老師，他的身上是什么深深地打動了我們？

    第二，陸老師不僅是我們社會學所的驕傲，是我們社會學界的驕傲，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驕傲，他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杰出代表。那么陸學藝精神是什么？

    費老留給我們的叫志在富民的精神，陸老師跟費老是一脈相承的。他現在留給我們的，是在費老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揚光大了。剛才大家都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涉獵，包括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博大的胸懷，關注現實、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志于建立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社會學，以及他是如何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等等。我們一定要總結好陸學藝精神，作為我們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

    第三，什么是對陸老師最好的緬懷和紀念？一是我們要學習他，認真學習他的這種精神、品格和作風；二是要把從費老創(chuàng)建起來的，到陸老師形成的社會學所的好傳統(tǒng)、好作風，包括中國社會學的好傳統(tǒng)、好作風傳承下去。陸老師留給我們的是一座富礦，我們要在陸老師精神的感召下開拓創(chuàng)新。建所30年的時候，當時很多老同志在一起感到很欣慰，社會學所經過30年的努力，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社會學所還有下一個10年，有下一個30年，我們作為后來者，有責任不辜負前輩的心血和厚望，我們一定要把社會學所辦好，把社會學這個事業(yè)發(fā)展好，進而讓社會學這個學科為我們國家整個社會的發(fā)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今天我們的追思會到這里結束，謝謝大家！